甘肃首个BOT公路项目烂尾，上百名农民工讨薪三年无果

来源：央广

央广网12月22日报道，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山大沟深，多年来，交通不便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2007年1月，陇南市、文县两级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和一家投资公司签订国道212线高楼山隧道及引线工程建设经营合同，这是甘肃省公路建设领域的第一个BOT项目。

所谓BOT，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模式，由企业投融资，政府准予其在一定期限内特许经营，收回投资后将产权交还政府。这个被当地寄予厚望的项目几经波折，直到2012年才正式开工，2013年底因投资方资金链断裂，陷入烂尾状态，上百名农民工的血汗钱讨要多年无果。

葛洲坝集团承建的高楼山隧道已经停工三年多。

在G212线高楼山隧道A标段（进口）的施工现场，记者没有看到一个工人，只有钩机、货车、水泥搅拌等工程设备停在路边，几近陈旧。负责现场施工的劳务公司负责人陈兆禄告诉记者，隧道已挖到566米处。“我们停工了三年，农民工工资以及完成工程的造价这么多钱都没给，当时进来的时候还牵涉到2500万工程保证金。”

从施工现场沿山坡而下，走不多远的狭窄道路边上，搭着几顶简易帐篷。帐篷内生活条件简陋，火炉、电视、几张简易床，棉被、吃过的方便面袋等杂物堆放的到处都是。不少讨薪农民工就挤在这里。

记者：您在这呆了多长时间？

何庭贵：这一次过来3个月了，以前在这里呆了1年多。

记者：欠你多少钱呢？

何庭贵：一个月就6千块，总共是2013年到2014年初。一欠就欠了这么久，打电话问一次没有钱，问一次没有钱。

何庭贵是四川广元人，在工地上做喷枪手，他的亲兄弟何庭荣也在这个工地上，做初支工。两兄弟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多，都没拿到工钱。

80后农民工陈家平说，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一直拿不到工钱，孩子感冒发烧看病，都要老婆伸手向近邻张口借。“没钱，问老板要钱，老板没有。他前半个月发烧花了几千块钱，这不，在家里面又病了。感冒发烧，烧出了肺炎，在家里亲戚朋友想办法给他看病。”

这些农民工口中的老板，就是承包隧道进口的劳务队福建省富安建设工程劳务公司。拿不到血汗钱，工人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找班组长，班组长找劳务公司，而劳务公司由于工程烂尾，也没从施工单位那里拿到钱。无奈之下，今年年初，富安公司负责人陈兆禄带着几位班组长找到文县人社局，希望劳动监察部门能出面给施工单位要钱。文县人社局局长尤小林说，“反映后我们给施工单位发了函，而且跟企业几个负责人联系，他们也明确表态说尽快解决。”

葛洲坝集团承建高楼山隧道组建的项目部已人去楼空。

记者了解到，负责G212线高楼山隧道A标段的施工单位是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西南分公司。根据文县人社局给其发函的内容显示，施工单位共拖欠116名农民工1000多万。包工头称，工程烂尾导致项目B标段（隧道出口）也有67名农民工的工资未能结清。不过，B 标段中标的施工单位是另外一家央企，目前因为纠纷，这家公司已经将文县政府，投资方和丰公司一并列为被告，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案子还没有了结。

文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罗文详称，根据函件邮寄短信回执，他确信葛洲坝方面收到了去函，虽然葛洲坝方面相关负责人电话中答应，会尽快过来解决，但一直未见他们派人来，农民工也没有再反映，以为双方私下解决了。直到今年十月，他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尤小林局长说：“我们在跟踪调查时没有那么紧，有点欠缺，到10月份以后他们又来反映，我们要求公司要和农民工核对账簿，解决不了，咱们就按有关规定，移交公安部门。”

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高度重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文件，建立长效机制，根治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但在文县的这一项目运行中，早已建立的长效机制并未发挥作用。

迫于农民工讨薪压力，今年11月18日，文县政府向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告知函。要求葛洲坝方面切实履行与富安公司之间的劳务分包义务，兑现拖欠富安公司的各类债务款项，尤其是所欠的农民工工资。如不履行，造成一切后果由葛洲坝方面承担，且保留将此事告知国资委的权利。

文县人社局向葛洲坝方面发函要求支付116名民工工资。

然而，葛洲坝方面压根对欠下的农民工工资不认账。葛洲坝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跟富安公司没有关系。”

记者：富安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个票据，是打给葛洲坝集团公司的，为什么会有2500万的保证金？

负责人：当时业主单位（项目投资方：和丰公司）要求打，这应该是昌都单位打，昌都是我们分包商，他们应该打保证金。那家单位怎么找到富安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他是打给我们，我们打给业主，因为是我们中标。

记者：我看到现场隧道打了560多米，这个工程是谁干的呢？

负责人：是我们底下的分包商干的，是昌都找富安干的。

记者查看了葛洲坝方面和一家名叫昌都县鑫林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管理协议，其中提到葛洲坝负责投标工作中的资格审查、资质证件等文件资料，昌都的这家公司负责确保项目中标。此外，由葛洲坝牵头组建施工项目部，项目部每月按时将工程结算的5%上交葛洲坝方面管理费。熟悉该领域的律师指出，此合同中可以看出，葛洲坝涉嫌在工程招投标中对外转借资质承揽项目。而从葛洲坝方面、富安公司以及另外一家名为重庆星凯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的三方付款委托书中，可以看出，葛洲坝方面涉嫌非法转包、分包工程。

葛洲坝方面相关负责人称，当初文县政府和和丰公司签订了项目合同，葛洲坝是中标的施工单位，富安公司和农民工的确是受害者，但葛洲坝方面也是受害者。“他是受害者，葛洲坝也是受害者，但是政府当初签BOT合同时签给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把这个事情做垮了，而且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签的合同，对政府很不利，所以民营企业又把政府套住了，政府就要承担责任，但是积累下来的麻烦你让他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东西解决，它也无可奈何，没钱。”

葛洲坝方面相关负责人称，葛洲坝从开始施工到项目烂尾一分钱工程款都没有收到过。“要是结了款，葛洲坝怎么可能不给他们付钱。我们也是受害者，政府没有钱，他认为央企有钱，就先把钱拿出来解决问题，再来协商，政府就是想让葛洲坝先垫钱。”

《甘肃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工程开工之前由建设工程项目审批行政部门负责通知并监督建设单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3％向银行专户存储工资专项资金。在这个项目开工之前，投资方即项目的业主单位有没有缴纳足够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文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罗文祥称，“葛洲坝是央企，外埠企业，不是本地企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要到陇南市人社局劳动监察支队。”

根据规定，外埠建设企业保证金管理工作由建设项目所在市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管理。记者为此联系到陇南市人社局，但截至发稿前，未能得到陇南市人社局的回应。

不过，文县政府的一位知情人士明确表示，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没有缴纳。文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罗文祥也表示：“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我是基层的，那是高一层该管的，这个我也问过，但这是陇南市人社局监察支队的事情。前期我们要看他的项目标的，经过国家正规手续和批文，招投标的核准都要有手续批文，这些他都没有，我们也不敢收，收了就违法。”

上百名农民工讨薪的背后，陇南市政府相关部门是否涉嫌玩忽职守，对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失职失责？还有待权威部门作出调查结论。但民工讨薪问题，已成为甘肃首个BOT公路项目，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之一。对于农民工讨薪，文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称：“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民工讨薪，但这背后涉及到企业之间复杂的经济合同纠纷，政府不便介入。能和政府直接发生关系的企业，只有和丰公司（投资方），其他葛洲坝也好，富安公司也好，都是直接或者间接跟和丰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一直在化解企业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不能直接介入企业之间的纠纷。”

如今，上百名民工讨薪，投资方资金链断裂，施工方葛洲坝说自己是受害者，地方政府也说自己没责任，这些农民工究竟该向谁讨薪？（原题为《甘肃首个BOT公路项目烂尾 百余民工讨薪三年无果》

甘肃首个BOT公路烂尾陷僵局 国道、高速存施工冲突

来源：央广

央广网陇南12月23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首个BOT公路项目烂尾，上百位农民工三年讨薪无果”的事情。报道播发后，甘肃文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称，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民工维权，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农民工讨要工资。施工单位葛洲坝方面也已派人赶到文县，和当地政府接洽此事。就各方指向葛洲坝拖欠民工工资，葛洲坝方面已经打算走法律程序。

这一项目采用BOT模式建设，即当地政府与一家民营企业和丰公司签订合同，由私营企业出资修路，政府准予其在一定期限内特许经营，收回投资后将产权交还政府。该项目2012年开工，第二年年底就因为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停工。项目该如何推进，各方因利益纠葛早已陷入僵局。

2015年初，纳入国家高速网络的武九高速（从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到九寨沟的高速）途径文县路线确定，投资方认为武九高速高楼山隧道线路和之前其投资的BOT项目，线路部分重叠，导致该BOT项目毫无投资价值。

文县政府和投资方因此产生重大分歧。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政府应在此情况下对项目回购，但财政困难的文县无力回购，遗留问题拖延至今，加之农民工工资未得到解决，多重矛盾叠加已严重影响到武九高速文县境内部分标段开工。

一个曾被当地寄予厚望的BOT项目，如何落到“烂尾”境地？地方政府被指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监管过失。这场烂尾残局，究竟该如何收场？

遭欠薪的农民工阻拦武九高速部分路段的进场施工

在文县尖山乡尖山村，有一条山间便道，通往高楼山隧道的施工现场。这条便道是武九高速试验段二标段三标段的必经之路，由于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修建这一道路的G212线高楼山隧道A标段施工队，在路边搭起帐篷，阻止大型工程设备车辆途径这里。武九高速试验段二标段的中标施工单位中铁十一局在现场的负责人说：““我们大概九月中旬就进来了，当时大车小车都不让进来，最后通过协商，小车和一些生活用品、简单的办公用品可以进来，机械设备和材料不让进来。”

这位负责人称，他们十几名施工人员长达几个月不能进场施工，向总部反馈，但总部也无法协调。“机械设备现在就阻挡在外面，找人看着，这么长时间干不了活，影响很大。”

武九高速在文县境内的规划路线确定后，G212线高楼山隧道投资方和丰公司认为，武九高速高楼山隧道段与他们以BOT模式投建的G212高楼山隧道，规划路线几乎重叠。和丰公司总经理胡洪波称，在空间上，两个隧道项目在同一规划区域，他们的投资必然会血本无归。“文县只有3万人，旁边全都是山，每年财政才2个亿，高速公路一通，我们这个隧道就在高速公路旁边，哪有车流量，只能跑牛车、驴车、摩托车了。”

陇南市政府、文县政府和投资方签订的BOT项目合同

但文县政府领导认为，国道是国道，高速是高速，是两条互不影响的道路。当地交通局重点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国道和高速发挥的作用都不可缺少。“高速公路是一条封闭的，和丰公司高楼山隧道是212国道的便捷通道，两个并存，不是说有了高速，国道就不要了。”

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较大，投资方多次向省里反映，虽然有省里领导批示，“此问题不解决，武九高速不开工”，但自从2015年双方矛盾出现，至今未妥善处理。

文县给施工单位发去的告知函透露项目还未审批就已公开招标

根据双方当时合同的约定，如果项目持续停工一年，地方政府要按项目投资额95%回购，但财力不足让文县政府被动。于是，文县政府要求和丰公司提起仲裁。文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去年开始就跟和丰公司说你来提请仲裁，这个合同是跟政府签的，肯定要回购，如果不提请仲裁，政府怎么回购，依据是什么？”

而投资方压根不选这条路，资金链断裂近乎名存实亡的和丰公司，不愿承担高额的仲裁费用。双方矛盾陷入僵局。

但涉及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因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兑付工程款、工程保证金等社会矛盾，却亟待解决。处于项目施工一线的包工队，更是将项目烂尾等问题的责任，指向地方政府对项目的监管上。

以BOT模式建设的高楼山隧道及引线工程，2010年获得甘肃省发改委项目核准，2013年获得甘肃省交通厅施工图设计及预算批复。但该项目在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下，早在2007年政府和投资方签订合同后，就开始施工。多位施工队负责人称，此时投资方的资金并没有到位。参与项目B标段的施工队负责人林建兴说：“如果和丰公司当初真有1.87个亿，前期资金够。但和丰公司根本没有钱，把我们骗过来，政府没有监管好他是不是有资金，就把我们弄进去。”

记者多方了解到，B标段的中标施工单位为核工业华东集团工程公司。因为无法进场施工，将文县政府、陇南市政府、和丰公司一并告上法庭，目前官司已经打到了最高法。

根据文县政府向陇南市政府汇报的相关文件，和丰公司两任董事长都因涉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司法措施。多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和丰公司曾以发包工程为幌子，夸大工程量，高报工程造价，将同一标段数次违法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有施工队负责人以此要求经侦部门刑事立案，但当年因某种原因未被立案。

文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无法监管和丰公司的资金状况。“所有前期手续，办完开工后，资金、建设，包括建设完后的经营、管理全是你的，经营权在你完成后，给政府一交，这就是当时的BOT模式。”

项目合同中已经明确政府的监管责任

政府在此项目运行中，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双方在签订的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合同第十二条，陇南市政府、文县政府负责对项目建设及运营建设实施全过程监督，要派出代表对项目的设计、项目招投标等进行监督。施工队负责人陈兆禄表示：“按照国家规定，BOT必须是资金到位多少的情况下，政府才允许开工建设，资金不到位，政府不允许开工建设。和丰公司账上都没有钱，为什么让它开工建设？难道政府没有责任吗？”

这一点，从文县给施工单位葛洲坝集团的告知函中，得到印证。实际上，陇南市政府、文县政府当年对投资方的选择，存在把关不严。该项目涉及超过15亿元的投资，虽是企业自主投资，但该项目的成败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投资方和丰公司在公路建设领域毫无经验。和丰公司总经理胡洪波也承认这一点。

项目合同中约定政府要对停工超过一年的项目回购

当初投资方对资金实力满怀自信，但在项目运行中，恰恰资金出了大问题。如此大的项目，和丰公司连银行贷款都未批下来。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守清教授指出：“一般作为BOT、PPP项目，政府对于投资者的资金，第一必须有20%、25%的资本金到位，第二，跟银行的贷款合同必须签下来，，它（和丰公司）是整套都不合规。”

目前，该项目烂尾，留下了复杂的债权债务问题，投资方和丰公司已无力解决。从2007年，政府和投资方签订合同，到2013年烂尾至今，时间跨度近十年。这期间，主政者换了一任又一任，遗留问题解决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